“安德烈”悻悻不快地看着我,显然这样的结果他并不满意。
“我很抱歉,帮不上忙,但在上海你用不着那个,这里很安全。”我这样安慰他说。
他没有说话,冷冷看了我一眼,然后就转过身,大踏步朝出口处走去。
我松了一口气,跟上他的脚步。
看见“安德烈”已经跟他的同伴们汇合了,我换上一副灿烂的笑脸,热情地走到他们面前,用英语说道:“欢迎你们来到上海。我是你们的团队助理。我的名字是……”
“大巴在哪儿?”还没等我说完,“安德烈”就打断了我,然后一脸不耐烦地问道。
我硬生生地将已经到了嘴边的话憋回去,尴尬地扯扯嘴角。再看看他旁边的那几位,都无一例外地冰冷着一张脸,这更显得我那一脸不着调的笑容是那么白痴。
我抬起手摸摸鼻子,轻轻咳嗽了两声,算是自我缓解了一下尴尬的气氛。然后,我也换上一张面无表情的脸,说道:“大巴已经到了,跟我来吧。”
我在前面走着,他们跟在后面,除了行李车的轮子摩擦地面的“沙沙”声和凌乱的脚步声,我听不到他们有任何交谈。虽然上海的秋天还很温暖,但我却明显感觉到身后传来的阵阵寒意,似乎他们走过路过的地方,都已经瞬间凝结成了坚冰。想到刚才这些露熊们看着我的眼神,我深深地为自己过分的热情感到羞愧。其实看到他们的第一眼,我就该意识到的:这些寒带来的人穿着打扮都很有型,个性肯定也是跩翻天啊!
尤其是那个“安德烈”!
☆、第3章 外事无小事
接他们的大巴是学校安排好的,早上已经去了一趟虹桥机场,拉上半车帝都来的学生,然后又来浦东机场接我们,我跟司机联系上,得知了他停车的地方,就领着这六只露熊,朝那里赶。
十几分钟后,我们终于跟大巴汇合了。司机师傅抱怨说他们已经等了一个多小时了,我赶紧解释说飞机是早就落地了,但俄罗斯人通关用了很长时间,实在抱歉。
师傅听说是俄罗斯人,态度缓和了些,说最近机场海关对俄罗斯人查得严,过关慢,这也没办法。
而就在我跟司机师傅说话的时候,大巴上起了小小的骚动,好几个女生兴奋地望着车外,开始指指点点,窃窃私语起来。
我和司机一起帮着露熊们把行李放好。“好了,”我拍拍双手,用英语对露熊们说:“上车吧。”
谁知“安德烈”不紧不慢从口袋里掏出一盒香烟和打火机,又从烟盒里抽出一根点上,然后对我比出两根手指,用英语说:“两分钟。”
我……如果不是顾虑到自己所代表的国家女性形象,我很想回敬他一根手指,最长的那一根。
其他五位见状也都有样学样,无一例外地掏出香烟,抽了起来。
我无可奈何,只好登上大巴,跟半车人解释,请他们再稍等一会儿。
到底是天子脚下来的人,素质就是高,等了一个多小时的学生们纷纷表示没关系没关系,好几个女生还趁机掏出了粉饼和口红,小心翼翼地补起妆来。
总算等他们抽完了烟,鱼贯登车,找位子坐定,我才松了一口气。大巴缓缓开动,载着我们向学校进发,我也坐下来,拿出他们的资料翻看起来。原来,这六只露熊都是91年生人。我不知道在俄罗斯二十岁应该读大几,但我知道原来自己比他们大两岁。
我抬起头看着他们罗列在我面前的六个脑瓜顶,那一天的阳光很好,他们坐的一侧,正好有满窗的太阳光倾泻进来,他们前面座位的中国学生,都将车窗的窗帘拉起,包括我,也是如此。可是他们坐的三排,却无意拉起窗帘阻挡阳光,而是全都毫无保留地沐浴在一片金灿灿之下。
跟他们隔着一条过道的女生率先展开了搭讪。她用英语询问着“安德烈”诸如“你们从哪里来?”“第几次来中国?”这样的问题。但在简短回应了她一个“sorry”以后,“安德烈”就不理她了。帝都女生颇为意外自己吃了瘪,她幽怨地看了“安德烈”一眼,也不说话了。
我摇了摇头,合上手里的资料,站起来走到大巴车前面,介绍着接下来的安排。我先用中文讲完,又特意来到小露熊们的座位前又用英语说了一遍。“先去我们学校的宾馆签到,入住,然后吃午餐。午饭后可以自由活动,下午五点钟要回到宾馆大堂,一起乘大巴去参加欢迎晚宴。”
我连珠炮似地讲完,换来的却是一片沉默,他们没人回应我。有那么一两双眼睛明明落在我身上的,但当我用目光迎上去时,他们却都迅速地移开了。好吧,我也该习惯习惯这种特有的相处方式了。我走回到自己的座位,一屁股坐下,刚刚吃了瘪的帝都女生回过头,同情地看了我一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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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巴缓缓驶进校园,在镜湖楼前停下,这是我们大学自己的宾馆,软硬件设施都不错,有超三星的标准,这次论坛的参会学生都被安排住在这里。
一下车,帝都妹子们就纷纷叹道,哇,好香!
我笑着告诉她们这是桂花的香味,又指给她们看那一排缀满碎金的桂花树。
“hey,you!”
莫非是在唤我?
我顶着一个感叹号回头一看,是“安德烈”,他指着桂花树问我:“what?”
我猜想他也想知道这是什么植物吧,但这种打招呼和请教问题的方式实在是让人不敢恭维。
但我还是微笑着客气地用英文回答他:“花”。
一车人陆续进入镜湖楼大厅办理登记、入住。我一边看着他们签到,一边将他们的名字和脸对应起来。“安德烈”名叫瓦西里,他的小伙伴叫伊万,金黄色长发的是奥尔吉,“黑头发”是阿尔谢尼,还有尤里和叶格尔。登记完毕,我带着他们上楼看了各自的房间,一共三间双人间,两间朝南还带小阳台,另一间朝北,没有阳台。
于是,我的麻烦来了。
伊万来到我面前,提出了他们的要求。我认真倾听了半天,终于明白了他那带有独特卷舌音的英语。原来他们想将那间朝北的房间换成一间也朝南并带有阳台的房间。伊万将两根手指放在嘴唇上,做出吸烟的样子,意思是他们爱吸烟,想住有阳台的房间。
我皱眉看着他,猜想着既然让他出任谈判代表,大概意味着他是他们几个当中英语最好的了吧。不过不谦虚地说,我的英语虽然自认稀烂,却还是可以甩他几条马路滴。
了他们的需求,我便到楼下询问前台,但前台老师给我的答复是,朝南的房间已经订满了,没得换!
谢过了前台老师,我坐电梯返回五楼,一出电梯,就看到伊万和瓦西里还坐在他们各自的行李箱上等在走廊里。看到我,他们马上站起来一脸期待地将我望着。看到这幕情景,我心里那可耻的善良钻了出来,我还是不忍心让他们失望,因为,其实我还是有办法的。
于是,我,开始给自己挖坑跳了。
我用英语对伊万说,可以给他们换一间朝南带阳台的房间,不过不是现在。我让他们先把行李放到原来的房间,然后把钥匙交给我,晚点我会帮他们将房间调换好。
但是我说完就后悔了,因为瓦西里一脸不信任地望着我,随后跟伊万嘀咕了几句,伊万抬起头问我:“你不会偷东西吧?”
“什么?”我气愤地仰起脸瞪着他,“我长得像贼吗?”
“我们只是想提醒你……”
“用不着你们提醒,look,”我抬手指着他们身后天花板上吊着的摄像头说:“如果你们丢了任何东西,可以随时调看监控录像,ok?”
伊万和瓦西里抬头看到摄像头,像是放下了心。随后他们面无表情地提起自己的行李,转头就进了房间。